中华现代礼仪文化重建：历史、现状、路径
浏览次数：1220次 发布者：管理员 发布时间：2019-07-08
中华现代礼仪文化重建：历史、现状、路径
夏 挽 群
从一派鸿蒙的原始洪荒进入现代社会，人类跋涉了上万年的沧桑岁月。在由蒙昧野蛮走向“修睦庄敬”的路途上，有一个作为文明进化最显性的标志始终与我们相伴相随——那就是礼仪。
一 中国古代礼教文明的开端与发展
中国礼教发端于伏羲，积蓄于炎黄，大备于唐虞，经夏商周三代，出现了一套“圣人治天下”的制度。其后，历朝历代对其进行完善与扩展，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传统。
中国礼仪最早源于神灵祭祀，先民们对当时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进行神秘化、人格化的理解，想像出各种神圣作为崇拜对象，日月星辰、五岳四渎等等，都对之顶礼膜拜。在人与野兽为伍的太古时代，人通过这种敬畏和原始祭祀而“自别于禽兽”。故而郭沫若先生说“礼之起，始于祀神”。
在距今8000至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后期，伏羲“察晦明之变，丽日月于天，法象天道，创贞正之礼”，开始“制嫁娶，定姓氏”，使世间有了“夫妻之道”，并规定以两张鹿皮作为男方对女方的聘礼，即所谓“俪皮为礼”，以此“修人道之正”。从此，人们告别了杂乱的男女混居和疯狂的掠婚。
在距今7000至5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人们已开始讲究尊卑有序，男女有别，长幼男女各安其位。黄帝时期的礼教，立五行，以正天时；立五官，使各司其序；作五声，以正人位。尧、舜时期，国家已具雏形，交往礼仪开始形成，跪拜、作揖、拱手各种礼节已广泛运用，并有“五礼”、“五典”之仪。“五礼”即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五典”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所以后世评说，礼仪制度“大备于唐虞”。
夏商周三代，中国传统礼仪飞速发展，进入成熟期。西周时期，中国第一部有关礼的专著——《周礼》产生，之后，《仪礼》、《礼记》也先后出现，成为中国礼仪制度的里程碑，被称为“三礼”。《周礼》是在继承上古及夏、商礼仪制度基础上而制定的礼仪规范。《仪礼》是在礼仪日渐积累、逐渐周密之后，圣人录而成书的古礼。《礼记》是孔子及其弟子讨论礼仪所记之书，是对礼仪的道德合理性进行深度阐释的典籍。“三礼”的制定承天之道，理人之情，不仅保障了中国古代政治的行大德，通民情，行教化，也是今人温故知新，研究古代礼教制度所不可或缺的教本和根据。
西周末年，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过渡，王室衰微，战乱不休，“礼崩乐坏”。这个时期中国出现了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古印度的释迦牟尼和以色列的先知们同样伟大的文化巨匠——孔子。古话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以形容孔子对中国文化的巨大贡献。孔子主张恢复周礼，把礼看成治国安邦的战略。他系统地阐释了礼与礼教的本质和功能，从理论上充实了礼仪文化的内涵。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主张“民贵君轻”、“以德服人”，认为要达到“礼”的标准，就必须“修身”，培养“浩然正气”，将礼与德联系起来。荀子强调“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并且提出“礼法并用”，将礼与法联系起来。
孔孟等人的儒家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的基本精神。
西汉时候，董仲舒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出发，认为“凡物必有合，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此乃建立和谐人伦关系的天道法则。他据此将礼仪具体概括为“三纲五常”。“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儒家礼教遂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宋明时代，程朱理学占据统治地位，其中特别注重家庭礼仪教育。司马光的《家范》、朱熹的《朱子家礼》等礼仪著作，成为普及程度极高的经典，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传统礼仪的推广。
元清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但朝代的更替并没有中断中华文化。特别是清朝统治者自始至终积极、认真、执着地实行政权儒学化，全面推广华夏礼教文明。康熙、乾隆甚至在儒学研究方面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康乾二帝还被塑造成圣贤君王。中华礼教文明一如既往地得到继承与弘扬。
经数千年持续不断地锻造，中国成为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
二 传统礼仪的社会功能
《礼记•曲礼》说，太古时代，为了让人们懂得“自别于禽兽”，有圣人起来，“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从此人类开始步入文明时代。
孔子说，“敦礼教”，“远罪疾，则民寿矣!”
荀子说，“礼者，人道之极也”，“从之者治，不从者乱；从之者安，不从者危；从之者存，不从者亡。”
《礼记》说，“礼之于正国，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
中国的国家治理自古就不是单纯地依靠法治，而是一贯地追求德治、礼治与法治的结合。
礼与德。中国历代圣贤明哲治理天下，一般不说“治天下”，而说“化成天下”。圣人以礼教化成天下，乃是顺阴阳之序，适人情之宜，通本未之理，合天人之际，神而不速，缓而不急，潜移默化，润物无声。此即董仲舒所说，礼乐教化，“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也易，其化人也著，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深入骨髓，浸人肺腑，则有不见乎显微而有化成天下之大用”。
礼以德化民，就是以德为本，以礼为形，形成美好礼俗，从而建立醇厚民风。故而，在中国传统礼教建设中，从来强调“修身”。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说，自己要具有道德修养，然后，让全家人都具有同样的德行，并将之扩大到全国去，国家就得到治理，天下就太平了。故《礼记》说：“一家仁，一国兴仁；一人贪戾，一国乱，其机如此”。由此可知，治国、平天下，必须从自己修身做起。不修身，则不能齐家；不齐家，天下不可治，礼教的根本在于人人修身。中国礼教还讲正心诚意，没有道德作为支撑，礼仪就徒有其表，虚情假意，惰入虚伪。唯其修身，方能蕴之以仁义，藏之以中和，方能量宏气静，廉而谦和，成为彬彬有礼的君子。
礼与法。中国礼治与法治是相互补充的关系。治国平天下无疑离不开法制，离开法制，任何人都无法治国平天下。但不管法律如何重要，它仅是治理的工具，而不是治理的根本，德治、礼治才是治理之本。以法制禁令之，远不如以德治、礼治能够陶冶人的性灵，消除邪僻乖戾之气，这就是净化心灵之大用。在很多情况下，法律管不了的问题，可以靠礼治来解决。礼教使人远离残暴、凶顽、贪鄙、毁信弃义、蛮横无礼，使人进入庄敬、和乐、神圣、脱俗的境界，从而也远离了犯罪，远离了牢狱之灾。所以有“圣人治国，天下无狱”之说，也就是孔子所言“敦礼教”，“远罪疾，则民寿矣！”的意思。
礼与民风。在中国长期的传统社会，历朝历代都采用一系列多元而有效的形式和方法，持续不断地大力推进礼的建设。首先是圣人立言，就是圣贤提出文化主张，树立道德标尺。然后是皇家推崇，并且带头身体力行。君王守德守礼者被称为圣君，废德废礼者被称为无道。第三是教育普及，通过私塾、书院、科举来推进德和礼的教育，即所谓传道、授业、解惑。再就是通过制度和法律来保障，不遵礼者要受到惩罚。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外化为民俗，通过风俗的教化，将守礼的理念推入民间，形成难以计数的祖训、祖规、家训、家风、村规、民约、行规等等，再形成千姿百态的人生礼仪、家庭礼仪、社会礼仪、节令礼仪等等，从而化育万民。
礼仪文明一旦深植于民间，成为人人遵奉的普遍准则，道德就具有了江河般的力量。尽管各个不同地域形成的礼俗形式各有千秋，但其核心理念则是统一的，那就是经中华民族长期积淀，而为广大人民共同认可的、具有永恒价值的伦理观、道德观和价值观，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就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仁义礼智信”。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礼仪是以道德为基石的社会教化手段；是人类走向文明进步的教典；是人净化心灵、醇厚民风的光明路径；是人与人和谐相处的不二法门；是深刻而周备的文化制度；是与德治、法治并重的维护社会秩序、进行国家治理的方式。
三 现代礼仪重建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清朝末年，洋人的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封建王朝轰然倒塌，西方文化一拥而入，科学、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首先在知识界被接受。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在吸收世界最新文明成果的同时，对中国传统礼教进行了猛烈的轰击。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下，中国传统礼教文明无论精华还是糟粕，统统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全面否定。我们在倒洗澡水的时候，把澡盆里的孩子也一并倒掉了。甚至许多传承了几千年的、与西方文明本质上相通的、具有永恒普适价值的传统理念，也简单地用一句“吃人的礼教”，而不加理性分析地一概付之一炬。在这一刻，中国传统礼教文明进入了下一个篇章。
新中国成立后，时移事易，随着社会制度、政治方式、思想观念发生的巨大变改，一些适合古代而不适合现代的传统礼仪被淘汰，比如君权天命、等级森严、愚忠愚孝、严重束缚妇女的“三从四德”、强调个人义务而忽视个人权利等等观念被扬弃，而一些优秀的传统礼仪习俗仍得以保留。
从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传统礼仪和刚刚开始建立的现代礼仪受到了疾风暴雨式的扫荡。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社会秩序混乱，道德水准下降，人与人之间充满仇恨，正常的人际关系坍塌，暴戾之气沙尘暴一样弥漫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打倒孔老二”的口号再度响彻云霄，许多传统礼仪的精华和经典统统被当做“封资修”，被“踏上一只脚，让它永世不得翻身”。在历史虚无主义的引领下，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大地一片荒芜。
改革开放后，经过知识界乃至全民对摧毁一切传统民族文化的极端思潮进行理性的反思，包括礼教文明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得以正名。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口号被重新喊响；高校恢复了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教育；文化遗产得到应有的抢救和保护；“国学热”的出现，使儒教文化重新站立在它应当据于的地位；全国各地挖掘传统文化资源，塑造城市文化形象，开发旅游产业出现了热闹非凡的景象。
在这样一种文化复苏的背景下，现代礼仪建设开始得到社会关注，各行各业的礼仪规范纷纷出台，礼仪教育、岗位培训如火如荼。尽管这种礼仪教育仍处于浮浅的层次，但它们毕竟代表了中华礼仪重建的一个开端，为我们吹来了一缕和煦的春风。
但在全球化、现代化的今天，世界性的物质主义、重商主义来袭，人们的物质占有欲极易受到刺激。如果金钱崇拜成为人的唯一信仰，便会物欲横流。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就会出现不劳而获的财富、没有理智的享乐、缺少诚信的商业、唯利是图的医疗、没有人格的教育。假若我们忽视了社会的根本问题——精神，不管将来富成什么样子，在肥厚的脂肪下包裹着的是一个空洞的灵魂。人们五心不定，贪财贱义，好声色而薄廉耻，亲情之恩日薄，功利之求日隆，必然带来社会失序。所以，如今看来，让一个人富起来，其实是容易的，但让一个人有道德、讲礼仪是难的。到了那个时候，人们必然鄙视精神和文明。
现代科教文明虽然创造了庞大的物质世界，却无法解决精神领域的问题。如果没有道德精神的约束，它甚至会将人类推入物质主义的坎陷。故而，精神重建、文化重建、道德重建乃当前之国之要务，其中包括现代礼仪重建。中国提出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就是对这种社会需求的回应。
现代礼仪重建不仅是高度必要的，而且是十分紧迫的。
四 现代礼仪与传统礼仪的关系
关于现代礼仪重建，我们并不主张全面的复古主义，但我们也反对否定一切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文化虚无主义。
礼仪的现代性离不开传统性。人类几千年积累的智慧遗产就是如何在有序的环境中生存，安全、秩序与和谐是民族赖以存续的根本之道。虽然传统礼仪一路走来并非是一片坦途，有过一些波折、顿挫和偏颇，但如果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详加审视，我们就能发现传统礼仪的基本文化指向和核心理念是永不过时的，它仍然像灯塔一样可以照亮我们走向现代文明的前程，为我们提供必不可少的滋养。
传统礼仪离不开时代性。传统礼仪在认识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产生，在生产力发展相对缓慢的农耕社会成长，因此，在各个时期，受限于认识局限性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并非传统礼仪的所有理念和形式都一概适合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现实。对于不适合全球化和后工业文明时代的部分，应当用新的内容与形式对之进行置换，使其符合现代的需要。
但中国传统礼仪的核心理念与精华，即使在瞬夕万变之当代社会，也仍然闪耀着永恒的光辉，应当成为现代礼仪重建的基石。
中国传统礼教就是仁义礼智信之教。仁义礼智信就是中国历史上的 “五常”，所谓“常”，就是“常道”，即人伦中须臾不可离的基本价值与道德准则，皆是人与生俱来、根植内心的真实情感，所以孟子说“仁义礼智信，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五常”皆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性规定，使人生、社会乃至民族和国家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彼此友爱，更具有人情味、道义感，更聪慧睿智、诚信友善，更高贵优雅。因之“五常”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道德特性，其价值比之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与民族的相关价值都更胜一筹。
当下中国社会出现的仁爱精神匮乏、礼仪文化粗鄙、反智主义盛行、真诚互信缺失等一系列道德滑坡现象，与这些价值失守相关。
需要指出的是，“五常”不仅有中国地域性的价值，而且具有世界普适性的价值。1946年《世界人权宣言》起草过程中，中国代表建议将儒家的“仁者爱人”写进宣言，并将“仁”翻译成conscience（良心）一词，为各国代表所赞叹，从而成就了宣言的第一条：“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富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此外，孔子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推行仁爱精神的重要途径，中外学界将之誉为人类的“道德黄金律”，并被写入1997年世界宗教大会《全球伦理宣言》。这些都表明，“五常”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
为什么仁义礼智信具有永恒的普世价值？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有一种“不死的文化”。他说，当众多古文明都先后灭亡了，有一种文明因为具有可以独立于社会有机体而生存的终极价值，可以通过“超越突破”而不会走向衰败和灭亡。“仁仪礼智信”这种儒家文化的核心文化，就是这种具有终极价值的文化，是“不死的文化”。
无论东方与西方，无论古代与现代，人类的本质需求是相同的，人类思维所遵循的途径和心理法则也大体一致，所以，人类以其共同的心理法则和基本需要而对外部世界的秩序法则所作出的价值判断也就大体一致。这就是普世价值，这也就是中国传统礼仪可以与现代礼仪相融相通的根本原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根的根基”。
美国文化人类学专家摩尔根说，就世界各民族文化之发展而言，谁的文化积累深厚，谁的文化刚健中正，谁的文化博大悠远，谁就能为现代文明提供最有价值的东西，谁就更有发言权。
五 现代礼仪重建的原则
既然要重建中国现代礼仪文明，就必有我们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
第一，坚持社会主义现代礼仪与中华传统礼仪的兼容并蓄，使社会主义现代礼仪融入民族传统文化以获得生命力，又使民族传统礼仪服务于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大局。
第二， 坚持把现代礼仪重建与道德重建紧密融合。讲以德为本，以使现代礼仪得到内在支撑，使每一项礼仪后面都有道德的根据；讲礼仪的形式，以使道德的理念转化为立体的物化的存在。
第三，坚持现代礼仪的民族性原则。
从古至今，西方离开宗教文明不能治，中国离开礼教文明不能治。
世界的东方和西方的礼仪文明经历了大致相同而又有所差异的历史过程。从精神文化层面，西方文化重宗教，中华文化重人伦，中国无“国教”而有“国德”。西方提到信仰，一般是指以基督教为根本思想的宗教信仰；儒家提信仰，首推纲常伦理。最明显的物态表现是西方村镇设教堂，中国传统村镇有祠堂，祠堂里记录着血缘传承、伦理次序，是伦理文化的载体。中国人特别重视家庭和感恩父母，并且一代一代追本溯源，认祖归宗，最后追溯到人文共祖黄帝，从而达到家国一体。由这种人伦文化的熏陶，形成了中国的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精神，千百年来流淌在一代又一代的华人的血液里。天下华人都是华夏儿女、炎黄子孙，天下华人同根同源、同种同祖、血浓于水。中国伦理观有利于通过人伦关系建立起来亲子爱、夫妻情、师生义，并将之扩大到对所有人的广博的爱。
所以，达尔文说，相对于其他文明，中华文明更具有典范意义。
中国礼教从本质上讲就是构筑在中国这种伦理观基础之上的文明，中国的礼教是以天理为教的文明。中国远古时期也有过宗教文明，但随着中华文化的早熟，唐虞之后，中国文化隐退了上帝，直接开出了礼教文明，这是在中华伦理观基础上对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体生命秩序的深层设计，因此中华礼仪具有东方式的、内在而隽永的民族的特性。欧洲的宗教文明具有排他性，故而欧洲历史上宗教战争不断，而中国礼教有很强的兼容性，不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和信仰，从来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中国礼教文明是高级阶段的文明。
因此，对于中国现代礼仪，我们只能根据我们自己国家的民族文化进行定义和阐释。虽然我们可以适度借鉴西方礼仪文化，吸收已为国人习用的礼仪，但从根本上，我们必须秉持以民族文化为基的原则，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去寻找现代礼仪重建的根据，而不是西方。绝不能用西方现代礼仪来取代中华民族礼仪，这既是我们对自己历史传统的自信和坚守，也是对世界优秀礼仪文化的必然选择。
第四，坚持从俗的原则。
长期的封建时代，社会极度重视以德化民之大用。只有天道至德为民众切实感知和具体应用，才能养其父母，教其子女，康乐和平，然后方能敬，方能信，方能礼，方能使天下归于昌平之治，风正俗淳。
特别是司马光的《家范》、朱熹的《朱子家礼》等启蒙性的家庭礼仪著作，在民间推广礼仪规范方面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长期持续不断的礼仪教化，最终使仁义礼智信等价值观及礼仪规范普及到千家万户，成为人人遵奉的圭臬，沛然而成风俗。
虽然社会礼仪的推广遵从的是中华民族基本统一的价值理念，但由于地理分野、历史发展、民族特性的差异，各地形成的礼俗却存在相当的差别，出现了千姿百态、极其丰富的风景，即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
各地礼俗千差万别，但并非每一种都是最优秀、最合理、最适合当代社会环境的，并非每一种都可以拿来作为大多数人都能够接受的典范的。当我们今天重建当代礼仪，并且想要形成一种最合理、最优秀、最适合当代社会现实的相对统一的礼仪规范的时候，就应当有所鉴别、有所选择、有所扬弃，这是发挥现代礼仪的引导作用的应有之义。
因而，我们应当遵循从俗的原则，即尊重各地礼俗，并有所引领，有所倡导，有所改良。这就要求大同，存小异，寻求为大多数人认可的最大公约数。
孔子曰：“礼失求诸野”。在当下物质主义、金钱崇拜盛行，精神虚脱，道德滑坡，礼仪阙失的情势下，而我们的乡野和民间仍保留住许多合乎天道、父慈子孝、谦和醇厚、宽宏容物、风纯气正的道德和礼仪。由此可见，生活在西周末年“礼崩乐坏”时代的孔子所提出的“礼失求诸野”，有着怎样的深刻和远见。我们应当怀揣着敬畏和虔诚向人民学习，向民间学习，因为纯净在乡野，至善在民间。在我们为道德失范、礼仪失序的今天而惆怅的时候，我们应当想到在民众中尚有一种文明仍在支撑着我们的精神社会。
第五，中华现代礼仪的重建，还有其他一些原则也必须有所坚持，比如处理好现代礼仪与民族、宗教、法律、政治之间的和谐关系。比如处理好知行合一，既注重理论，又注重实践，从而达到普及和推广的终极目的等等。
六 中原礼仪在中华礼仪建设中的价值与地位
在中国早期文献中，中原与中国、中土、中州、中夏等有着极其相似的含意。广意的中原，是指以河南为核心的黄河中上游地区，其范围为今河南省，以及河南与山西、山东、陕西、河北、安徽的毗临地区。狭意的中原，即今河南。
回望5000年的浩瀚时空，中国历史的起点在中原，中国文化的源头在中原，中国人的根系在中原。
中原文化发展经历了六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中原文化的孕育期，主要是夏代之前的史前时期。这一阶段，中原农业最为发达，上古时期的代表人物如伏羲、炎帝、黄帝、颛顼、帝喾等“三皇五帝”大都在中原生活，建功立业。第二个阶段为中原文化的形成期，主要是夏、商、周三代。 这一阶段，中原地区政治中心的地位得到确认，以青铜器和甲骨文为代表的文化相当繁荣，成为当时最具先进性的核心文化。第三个阶段为中原文化繁荣期，主要是东周、秦汉、魏晋南北朝三个时期。这一阶段，道、儒、墨、法、杂家等元典文化以及佛教文化在中原地区形成或从外部传入，中原地区政治中心的地位得以强化，南北文化的融合促进了中华民族主体的形成。第四个阶段为中原文化的鼎盛期，包括隋唐、五代、宋金三个时期。这一阶段，中原地区的政治中心实现了由洛阳到开封的转移，中原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依然没有改变。北宋时期，城市繁荣，文化发达，已达到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第五个阶段为中原文化的衰微期，包括元、明、清直到民国时期。这一阶段，政治中心转移到中原之外，河南丧失了都城的优势。但综合来看，中原在中国历史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中原思想文化是中华思想文化的核心。孔子是儒学的开山人物，虽然出生在山东，但祖籍是河南，而且其主要活动地域在中原。道家思想的老祖宗老子是河南鹿邑人，其流传千古的《道德经》写于河南。墨子学派的创始人墨子是河南鲁山人。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韩非子也是河南人。洛阳人程颢、程颐开创的宋代理学，把儒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峰，成为宋、元、明、清以来的居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原历史名流辈出，在二十四史中立传的人物5700余人，其中河南籍的达912人。
古往今来，无数中原的思想家，用自己的思考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成为中华民族伦理观、道德观、价值观的主干，也成为中国礼教文明的根基。
中原不仅是中国礼教文明的形成发展的中心地带，也是中华礼仪向周边传播的中心地域，因为河南是中华民族根亲文化的大省。当今人口80%以上的100个大姓中，起源或部分起源的于河南的达78个，另有20个姓氏也与河南有关。这些不同姓氏的家族在历朝历代形成的礼俗文化随着中原人口的迁移，而得以在中国乃至中国周边国家更为广阔的地域传播。在中国历史上，因战乱而形成的中原士民南迁向来以河南为中心，比如西晋末年的大批南迁移民与南方客家族裔有关；唐代的固始移民与闽台族裔有关；宋末的开封移民与岭南族裔有关等等。在中国的汉族人口中，如果翻开家族迁移史，人们就会发现他们大多数人的祖根在中原，河南是他们最早的原乡。如果考察他们现在的礼仪习俗，仍会发现与中原礼俗有着千丝万缕的传承关系。
中原是中国传统礼仪的生发地和传播中心，中原是中国现代礼仪的风雨故园。研究中国礼仪文化，不能不研究中原礼仪文化；研究中原礼仪文化，不能不研究河南礼仪文化。由此推论，中原礼仪是中华礼仪最有示范意义的关键部分。礼之于人，无处不在，无时不存，如雨润物，沛然浩然。正像苏东坡所言：“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不禁，用之不竭，是造物之无尽藏也”。
当今之世，礼存于乡野，犹清风明月之存于江上山间，上承五千年之遗德，下续当世之礼俗，坚守着先天道德之本性，我们何不竭诚以求呢？
世界著名文化学者威廉•福克纳说，“过去的永远不会消逝，它甚至从来没有过去”。中华礼仪文明陪伴我们几千年，它仿佛是一条大河，大河里的水当然不会不动，不动的是我们的眺望。向大河上下去眺望，探寻它的来历与去向，是我们处于中国社会转型期里承上启下的这一代人的责任。我们企盼全社会所有的人关注并参与现代礼仪文化的重建，让中华礼仪之邦之盛名重新震响于世界。
